标签： TNT时报

我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是国家想要抹掉的生命。我出生在一个年代—— 国家决定谁可以活，谁必须死。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一个孩子不是家庭的希望，而是国家人口计划里的“一个数字”。我的出生，被那个时代的政策归类为“违规、生错、必须处理”。 我，是一个本来不被允许存在的生命。 我妈妈怀上我后，第一件事不是高兴，而是害怕。她必须马上逃。她挺着六个月的肚子东躲西藏，从姑姑家到舅舅家，再到远房亲戚家，像一个背着罪名的人，被迫以“怀孕的身体”逃亡。而村里的墙上，刷着刺眼的大字： “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这不是宣传语，这是威胁。这是命令。这是极权对普通妇女和孩子最赤裸的暴力。所有人都明白：如果被发现，就会被抓走、强行引产；如果逃不掉，全家都会被惩罚。我的生命，从第一天起就是“被追捕的生命”。 政策执行者找不到我妈，就开始惩罚家里。他们闯进家门，翻箱倒柜，把锅碗瓢盆、粮食衣物、能拿走的全部拿走。而最残忍的是，他们把我家养的两头一百多斤的大猪赶上村里电影院的楼顶，让它们在烈日与寒风中折磨三天三夜，奄奄一息。他们用这种方式逼迫我妈现身——用一条生命折磨另一条生命，只为了强迫一个女人放弃她肚子里的孩子。那句口号“扒房牵牛”，在我家变成了现实。房没被扒，但牛（猪）被牵走了。那不是政策，而是报复；不是管理，而是迫害。 经过六个月的逃亡，我妈还是被抓到了。计划生育干部强行把她押送到卫生院，安排引产。她没有选择权，没有人问她愿不愿意。在制度眼中，她是“违规者”，而我，是必须被终结的“数字”。那一天，本来是我生命应该戛然而止的日子。但命运在那个夜晚微微松了一下：负责的医生临时无暇安排手术， 引产需要推迟到第二天。在那短短一夜里，我妈拼命寻找机会，最终冒着可能被抓回、甚至被殴打的风险，从医院逃了出去。那一刻，我的生命被重新捡了回来。不是因为制度仁慈，不是因为法律...

沙漠里，十一月的太阳依旧炽烈。义工们在陈维明老师的指导下，忙着组装新的雕塑。 忽然，园外传来低沉的轰鸣，仿佛远方滚来的雷声。几辆哈雷摩托驶入自由雕塑公园，骑士们戴着墨镜，披着皮衣，黑色引擎在阳光下闪耀。轰鸣与光线交织成一道流动的力量——他们带着风的味道，也带着自由的气息。 陈老师放下手中的工具，我们迎上前去。骑士们被园中的雕塑深深震撼，陈维明老师逐一讲述每件作品的来历与意义——那是对被压迫者的纪念，也是对自由信仰的守望。自中共建政以来，无数生命在专制阴影下消逝。这些雕塑不仅是艺术，更是对正义亡灵的铭记，是刻下的历史伤痕，也是揭露中共邪恶的见证。 听完讲述，骑士们深受触动，慷慨捐款，以此表达对自由艺术与人权精神的敬意。 分别前，我们与他们合影留念。阳光洒在每个人的脸上，闪耀着金属的光，也闪耀着自由的光——那是信念的光，跨越国界与语言，汇成同一个声音： 自由无价，信仰不灭。 作者：杨长兵...

编者按：本文作者刘书庆，山东人，曾为执业律师与高校教师，长期关注公民权益、信访制度与宗教自由议题。早年任职于山东律师事务所期间，代理多起维权与信仰案件，包括访民行政诉讼、土地征收争议及宗教信徒辩护，被视为中国少数以法理辩护方式坚持人权原则的律师之一。2016年其律师执业证遭当局吊销后，转任齐鲁工业大学（原齐鲁大学）讲师，仍持续以公民身份撰写法律意见与公共评论。 本文为刘书庆近年所撰之公开信，记述其在齐鲁工业大学遭受行政压制与身体病痛交织的经历。信中详细描述学校为约束其行为，特设“专班”、强制“刷脸打卡”、并以“旷工”为由扣薪惩处的过程。面对压力，他以冷静笔调还原事实，并未使用情绪性语言，呈现出一位经历过法律辩护与体制磨砺的知识份子，在维权与求生之间的艰难挣扎。 本文不仅是个人遭遇的自述，更是对当下高校管理体制、人权环境与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层见证。刘书庆的文字平实克制，却带有强烈的时代张力与道德力量。 刘书庆（图片来源：RFA） 一个高校，为了对付自己的一名老师，专门在二级学院安装刷脸打卡机，你能想象吗？ 一个高校，为了收拾自己的一名老师，专门在学校内成立一个“专班”，你能想象吗？ 一个高校，为了给自己的一名老师下套，专门在二级学院制定一个红头文件，你能想象吗？ 本人刘书庆，系齐鲁工业大学化学与制药工程学院一名普通老师，准确的说是实验管理员，因我在2018年4月19日就被学校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地，没有任何预兆地调离了教学岗位，将我调整为实验管理岗，本人当时还正上着两门课。 学校从此也拉开了对我歧视性对待的序幕，打击的手法也丝毫不顾及正当程序。 （一）连续用年度考核打击我 笔者按照聘用合同，尽职尽责地完成了自己的岗位职责，但却遭遇学校连续用年度考核的打击。 先是在2018-2019年连续两年给我年度考核“不合格”，在2019年学校还给了我一个“记过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