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亂想，不一定對。
一
讀徐賁《東德的思想宣傳》。內中提到東德全部人口不過1650萬，其中竟有80多萬「宣傳工作者」，佔到了總人口的5%。相當於每20名東德人當中就有一位「洗腦者」，其統治成本之高可見一斑。這不但意味著大量民眾創造的財富被用於壓迫民眾而非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也意味著謊言必然成為東德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到後來，不但官場不能講真話，社會不能講真話，連宣傳機器的謊言也沒辦法正常運轉——事件發生後，所有撒謊者都要等上級指示。若無上級指示來統一謊言口徑，再小的社會問題，也有可能讓統治機器陷入自相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的窘境。
二
索隱派流行，根本原因是社會缺乏正常表達的空間。人們默認作者不能正常說真話，作者的真實思想真實情感只能通過非常隱晦的方式傳遞。細讀過《紅樓夢》的人，大概率不會相信「《紅樓夢》是悼明之作」，畢竟其內容深度遠不是「悼明」兩字可以概括。人們願意相信「《紅樓夢》是悼明之作」，一方面是因為思維缺乏邏輯訓練，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清帝國（尤其是康雍乾時代）確確實實是個不允許民眾自由表達的時代。所有誕生於不允許自由表達時代的作品，都有可能在後世遭遇被「索隱」的命運，《紅樓夢》不是個案。
三
我覺得在2025年討論某某朝代是不是「中華正統」挺無聊的，會讓人的腦子整個散發出一種古老而腐朽的氣息。要知道，所謂「正統」不過是古代統治者自詡「天命所歸」的政治表達。與其接過作古帝王的舊命題繼續討論誰是「中華正統」，不如比較一下哪些歷史時段里底層百姓活得更接近於人（等於人那是奢望，是不存在的）。
古代知識分子筆下的「華夷之辯」，也與民族主義無關，比較的是文明程度，即誰才是真正的「禮儀之邦」。用今天的話來講，就是誰的政治更文明，誰的文化更繁榮，誰的經濟更發達，誰的社會更自由。可惜的是，這套敘事後來也被皇帝們搶奪了過去，用來給「政權正統性」背書（清帝國尤其愛用）。為了讓背書生效，又捏造了許多自我誇耀的虛假信息。結果就是當歷史進入晚清，許多讀書人的腦子已經壞掉了，他們拒絕承認外部世界也存在文明，甚至拒絕承認外部世界存在「人」。備好了棺材去痛罵恭親王、反對開設同文館的楊廷熙，就認定洋人只是「犬羊」，向「犬羊」學習天文、數學知識絕對不可接受。醇親王奕𫍽、江浙名士李慈銘這些人，也一度持同樣的看法。
四
讀美國漢學家彭慕蘭的《清朝之迷：有限的財政收入如何維持長期統治》一文。內中說：「清政府在地方社會的存在感其實相當有限，絕大多數清朝的老百姓一輩子都不曾與一位領有俸祿的官員打過交道」；又說「清代的法律制度無疑具有威權性質，但從整體而言卻維護了私人產權」；還說「清朝的統治者在長達一百五十餘年的時間裡，始終滿足於有限的財政收入」，且「清朝在有限的財政收入內，在有些事務上卻有出色的表現，例如在荒歉歲月保護民生方面……」
這些論斷都相當可疑。比如第一句話就很扯淡。清代官員總數（即所謂「領有俸祿的官員」）不過兩三萬人，與四萬萬人口相比自然是少數，說「絕大多數清朝的老百姓一輩子都不曾與一位領有俸祿的官員打過交道」沒問題，可據此認定「清政府在地方社會的存在感其實相當有限」那就屬於胡說八道。要知道，在這些「領有俸祿的官員」之外，還存在規模龐大的胥吏群體，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讓「地方社會」領教「清政府的存在感」（不理解的人，可以想想C管）。距離容易產生美，海外漢學家做中國史研究，常被古代官方資料蒙蔽，於是有人讚美隋煬帝，有人鬧著要給宋徽宗翻案，又有人盛讚清帝國的治理實在棒，頗有些類似當年伏爾泰讚頌康熙皇帝是「哲人王」。
五
觀歷史教材七年級上冊（2016年出版），提到漢武帝的鹽鐵官營政策時說：「還在全國各地設鹽鐵官，把煮鹽、冶鐵等經營權收歸國有，實行鹽鐵官營、專賣；……這些措施，使國家的財政狀況有了很大改善，為漢武帝許多政策的推行奠定了經濟基礎。」
全篇無一字提及鹽鐵官營之後百姓承受的苦難。食鹽里都是沙子，鐵制農具質量直線下滑，且鹽鐵價格遠高於以前，整個社會退回到了吃草梗用木石農具的地步。當然也無一字提及漢武帝的「許多政策」最終造就了「天下戶口減半」的結局，簡言之就是沒有具體的「人」。所以我經常跟大貓說，這樣的歷史教材你隨便看看就好，不必當真；也不用在意考試成績，能及格就挺好，不及格也無所謂。相比考試成績，保衛自己的大腦是更重要的事情。
（示意圖）